我想說......

其實本人一直都對任先生沒好感，也覺得我這張不安份的嘴不應該說太多話，不過實在奇怪這件案件和阿桑奇案件怎麼莫名其妙地相似，最奇怪是為何兩位受害人都主動邀請非親人／男友／好友的男人回家？被人性侵犯／強姦的時候不拚死爭扎又要等到第二天才去報警？除非受害人與這些男人相識已久、有感情基礎、防不勝防…… 自小媽媽就教誨說要避免與男孩子共處一室，不要給別人機會做錯事，有些人以為自己不犯錯就可以了、別人做甚麼沒有所謂、別人錯是別人的事、別人虧待你也是別人的問題。

有沒有想過有些事情其實可以避免？

這是我從媽媽的教誨和中學的歷史課堂學來的，從鴉片戰爭到日本侵華的遠因、近因，都不乏中國本身的問題。邀請陌生男子回家「修理電腦」 是不是有點兒荒謬？同事教的：永遠不要以職業判斷一個人的好壞，警察、老師都有壞人，壞人都有做好事的時候，好人都有做壞事的時候，更何況是一個「維園阿哥」？

題外話：婚前性行為的普及化，就引致了很多諸如此類的問題，至少婚前性行為還未普及的時候，男人不會以為「性」是男歡女愛中理所當然的事情。

這個時候，我想quote一quote香港獨立媒體Chan Melody的一篇文章《任亮憲事件的花生倫理》 ：

「事實上，社運界尤其是性／別運動圈，近年來積極開拓種種情慾論述，其一原因與社會運動向來對個體／集體自由的關懷一脈相承：乃是因為關注到，由情慾道德論述築起的圍牆，去到底還是直接束縛人的自由。以婚姻束縛情色慾望、以一對一關係去鎮壓人的多元情慾、將「好色」打為罪名以抑壓個體想像力及身體實踐，說到底就是要將個人收押在家庭機制之內、要求他遵循社會的生產道德、剝奪其探索自我／整理內在的權力和創造力，或曰將人的菱角與異端切去、以求將他填入社會期望的角色模板，確保社會順暢運作不致崩潰 ─ 這些都是社運界一直力求掙脫的枷鎖。」


下？咩話？

Chan Melody還有一篇《公／私「道德」：花生的公共意義》，不quote了。


小女的讀後感：

「道德」是束縛，「擺脫道德」會不會成為束縛？「單一」是束縛，「多元」會不會成為束縛？如何分別「民主」和「變相專制」？市民是否不應該憑個人喜惡批評一位政客？有沒有社運人士憑個人喜惡去批評政府？有沒有社運人士憑個人喜惡選擇批評政府的方法？「專制」和「民主」是不是源於個人喜惡？

純粹有些問題未解決。